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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隆照相馆坐落在街角上，漆成橘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

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

如果再注意后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着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后，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

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后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

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

1938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缥缈的慰藉。

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

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分的女孩。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

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

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04

那年冬天，我到墓地去看父亲。是父亲去世的第二个冬天。这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田野裸露，艾草的根茬灰黑粗壮，成为坚硬地面的一部分。远处那两排白杨还在，好像要以一已之力挡住从更荒凉处吹过来的狂风。

十几只羊在坟头吃草。它们从圆圆的坟顶开始，吃上面的细茅草、野菊花、蒿草，从草的梢部往下，一直啃到根部，细细嚼那些还略有绿色的根。在河坡的最边缘。一个人坐在那里，朝着河的方向。

我站了许久。羊一直在吃草，一个坟头又一个坟头。它们埋头工作，好像在完成它们的工作，又好像在做一件命定的事情，耐心、严谨，既心甘情愿，又只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那个人，我等着他站起来，指挥他的羊，疑惑地望望我，或者，哪怕无目的地走几步也好。可他没有。他坐在河坡的最边缘，凝望远方，入定了一般。

时间停滞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似乎在发生什么。那被羊清理过的坟头尊严地坐起来，看着远方的河，那荒草萋萋的坟头躺在那里，望着灰蓝暗淡的天空，任长长的草根穿过身体，他们抬起胳膊、腿，让忠心耿耿的虫子——就像地面上那纯洁的羔羊——剔除骨头的血肉，以留下干净、洁白的长骨。

我听见父亲在坟墓里的叹息。他太寂寞了，他看着四面八荒，找不到说话的人。他认真听虫子汲取他血肉的声音，听他的房屋上面羊吃草的声音，他抓取他那四方空间中一切可能的声音、响动。他渴望声音，他喜欢热闹，他愿意所有的人生都充满激情和跌宕，就像他的人生一样。

我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诵下去。

这就是写这篇小说的最初冲动。说起来好像有点矫情，但的确如此。

三十年前，母亲去世，我还刚刚进入少年。我记得我跪在母亲身边，不断揭开蒙在母亲头上的白布，我想确证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呼吸了，真的和我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了。我非常迷惑，我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件事。下葬的那天早晨，一切仪式结束之后，我站在墓坑旁边，看着撒向棺木的泥土。那土呈扇面状泼撒下去，阳光从后面透过来，土变成金黄色，整个扇面都是金黄色的。

放在棺木上的那束野菊花被土压了下去，又挺起来，慢慢的，花瓣、叶子、整个花束都被埋了进去。那时，我就有一种幻觉，母亲是去往温暖的黄金之地了。那不是一个冰冷、黑暗的所在。

 05

凌五斗的父亲凌老四是战斗英雄，在解放西藏阿里时牺牲，后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其家人也因此屡遭批斗。凌五斗在批斗时摔坏了脑袋，失去了说谎的能力，他从此能经常看见高耸如云的“白山”和他父亲游荡在白山的灵魂。

后来，其父平反，他成了革命后代。当地政府为了照顾革命遗孤，隐瞒了他的真实年龄、学历和婚姻状况，让他入伍到了他父亲牺牲的高原。

到部队后，由于他的脑疾，被分配去喂猪，不想他做事执着，心无旁骛，以致为救一头落水小猪而差点牺牲，深得政委赏识，为把他培养成先进典型，安排他到天堂湾边防连工作。令人称奇的是，一到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凌五斗具备了常人难以拥有的过目不忘、不惧高原反应等超能力，最重要的是，他说谎的能力恢复了。

他在天堂湾守过孤哨，担任过通讯员、哨长、炊事班副班长、饲养班班长、一班长、代理排长，每样工作都引起关注，被宣传报道，终被树为重大典型。

不想一次意外使他体内血红蛋白变异，皮肤变蓝，成了蓝人，被人传为“外星战士”，引起了“美帝”“苏修”的关注。当他作为先进典型，要去巡回做报告时，因为到了海拔五千米以下的地方，超能力丧失，他又失去了说谎的能力。

至此，也把故事的荒诞推向了高潮。

凌五斗恰因他的半傻不傻，才有可能完成一段传奇人生：命运大起大落，犹如一场历险。在这场历险的大戏中，凌五斗始终是那个凌五斗，而人世的荒诞、一些惊心动魄的真相，则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为此我们可以看出，换句话说，随着阅读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出，凌五斗的传奇经历恰恰是一个“映照”荒诞的过程。

他的经历越传奇，读者就越能体会到荒诞的无所不在。他成为先进人物是传奇的，也是荒诞的；他被分派去养猪、去独守雪山哨所等等，也都是传奇与荒诞的二重奏；到最后，他因自己精心饲养的两头精灵古怪的猪被摔死，静站抗议而使得全身皮肤变成蓝色，这部作品的传奇和荒诞达到了顶峰：蓝色皮肤的凌五斗被人们当做了“外星战士”，而他自己在本人无法参与的情况下，由替身代替在全国范围做巡回演讲——作者的想象力、作品的批判性、小说的文学性，在此胜利会师。

读这部小说，我们得明白作者的用心，看起来，作者是一心一意要塑造出一个传奇的“傻子”，事实上，作者却不只满足于简单表现人物的傻或者传奇，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是有使命的：要展现摔打在他身上的整个时代，让读者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06

煤永老师今天满五十八岁，他一向对生活不太讲究，但是这一次，他却想把女儿小蔓叫回家一起庆祝下。以前，煤永老师有时候会庆祝生日，有时候不会，他不说的话小蔓也不会提起。他们父女的关系一直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

妻子去世以后，煤永老师就一直一个人生活，他深居简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学校上课。煤永老师在学校教地理课，他的课堂轻松愉快，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以前，小蔓还很小的时候，煤永老师还会带着闺女一起去教室，后来，他在这方面的记忆就非常少了。

煤永老师前前后后忙活了半天，他准备了七道菜一个汤，有清蒸鲫鱼，珍珠丸子等，都是小蔓爱吃的。小蔓今年二十八岁，嫁给了一个珠宝公司的员工，两人钱赚得不多，但日子也还算过得下去。结婚以后，小蔓和父亲的联系就更少了。

煤永老师自己也有感觉，他知道自己和女儿的关系有些微妙，有时候像是两个陌生人，但是却也不知道如何改善。煤永老师安慰自己，或许他这辈人同儿女的关系都这样吧。他收拾好饭菜，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着小蔓回来和他吃这顿生日宴。

小蔓没有按时来，菜放在桌子上渐渐凉了，煤永老师往女儿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也没有人接。晚饭都过了两个多小时了，煤永老师只好独自胡乱吃了点，他还是没有动那一桌菜。

煤永老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躺在沙发上听收音机，听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毛毯，小蔓若无其事地坐在旁边看电视。煤永老师的声音有点激动：“小蔓，你吃了吗？”

小蔓看上去漫不经心的样子，很随意地说：“当然吃了，都已经十点多了，清蒸鲫鱼很好吃，我把它又热了一下，您要吃吗，我再去热一下。”

一想到女儿在家里吃过了饭，今天还会在这边留宿，煤永老师的心情逐渐明朗了起来，几个小时前的那种失落感逐渐消失了。他也不想问小蔓晚到的原因，想必那是一个很复杂很深奥的原因，贯穿在他们二十多年的父女关系里。

 07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而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码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自力更生”的阶段很快结束，母亲借了不少债。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父亲对母亲吼：“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文——“父即日乘十八次去京，接站。”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没脱落的也白了。

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和孩子住在家中。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

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

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

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毫无脾气的老头子。

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儿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