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难题首先出在双方译员身上。英国使团聘请的译员是在那不勒斯中华书院受训的中国传教士（严宽仁、柯宗孝、李自标），他们不通英语，只能用拉丁语同英国人交流。乾隆帝则谕令在京的西方传教士（当时主要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处理使团相关翻译事务。由于双方译员无法实现中英直译，导致使团来华后日常交流严重受阻。译员李自标身为传教士，还在翻译过程中夹带私货地提出在华传教请求，为使团平添误会纷扰。

来华航程中身穿英军制服译员严宽仁画像

（威廉·亚历山大绘,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

在使团精心选购的礼品中，马戛尔尼最看重的“头件礼物”是由德意志名匠制作的天体仪（planetarium）。但由于中国译员们不谙科学知识，加之当时汉语缺乏对西方先进科学仪器的合适表述，天体仪在礼单中仅被音译为“布蜡尼大利翁”，是“壹座大架仔”。其余礼品也遭遇了类似的简陋翻译，给乾隆帝留下“张大其词，夷性见小”的负面印象，让使团借礼品展示英国财富与国力的希望完全落空。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天体仪和钟表速写

（威廉·亚历山大绘，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

不过，中国译员们并非全无能力，他们合力完成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帝国书的中文笔译。英方国书中表达的两国以平等地位交往、基于互通有无开展贸易、英国在北京派驻使节等内容，与古代中国的天朝思想大相径庭，在朝贡体系下显得荒诞不经。乾隆帝在回复敕谕中一一驳回了这些“悖谬之请”，并急命西方传教士重译国书，使之符合朝贡表文应有的体例与口吻。英方国书的“信”版中译本就此在清宫档案中消失，现仅存藏于英国和梵蒂冈的相关机构。

使团译员翻译英国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中译

（推测由柯宗孝手抄，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

本书在探究翻译问题的过程中，也还原了许多大众普遍认知以外的真实历史面貌。

乾隆帝的表现并非如后世诟病的那般闭目塞听。无论是英方国书中“更修许多洋船……以探巡所未见闻之地”等细节内容，还是英方礼品中的“皇家君主号”战船模型，都让乾隆帝敏锐捕捉到英方耀武扬威之意。再想到使团离京前提出的多项请求，皇帝最终戒心大起，担心英国人“勾结煽惑，稍滋事端”。遂明谕臣下：英国是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国家，且“谙悉水道，善于驾驶”，故“各省海疆，至关紧要”，须提高警觉。乾隆帝一面让松筠、长麟两位地方大员表面陪同安抚，实则严密监视马戛尔尼使团南下广州；一面又多次密谕沿海督抚“认真巡哨，严防海口，整饬军容，豫筹防备”，甚至让臣下做好武力弹压的最坏准备。

马戛尔尼使团在行前对中国的了解严重不足。除对中国当时以朝贡制度处理对外关系的事实一无所知外，英国人还大大低估了中国宫廷自“西学东渐”以来对西洋珍玩和科学仪器的收藏与认知。使团礼单中的天球仪、地球仪、七政仪、玻璃镶金彩灯清宫早已有之，且做工更加精美。乾隆帝还特意安排使团参观避暑山庄收藏的西洋珍品，产自西欧乃至英国伦敦的名贵钟表、珠宝、八音盒、天文仪器、显微镜等，令马戛尔尼等人瞠目赞叹不已，感慨“我们的礼物马上会被比下去，面目无光了”。

18世纪末中英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巨大差异，让这场“龙与狮的对话”注定鸡同鸭讲，无法有效沟通。王教授通过本书强调了翻译问题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它能“更好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回答一些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帮助历史研究者“更完整、更准确地描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翻译如同镜鉴，映照出中外交往史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细节，让我们更好地读懂过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