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与国学》

作者：[中] 许地山

“国粹”这个名词原是不见于经传的。它是在戊戌政变后，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嚷到声嘶力竭的时候所呼出来的一个怪口号。又因为国粹学报的刊行，这名词便广泛地流行起来。

编辞源的先生们在“国粹”条下写着：“一国物质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质。此由国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历史等，所养成者。”这解释未免太笼统，太不明了。

国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历史的过程，乃至所谓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特质，也许是产生国粹的条件，未必就是国粹。

陆衣言先生在中华国语大辞典里解释说，“本国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就是国粹。这个比较好一点，不过还是不大明白。在重新解释国粹是什么之前，我们应当先问条件。

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国粹。特有的事物无论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只能显示那民族的特点，可是这特点，说不定连自己也不欢喜它。假如世间还有一个有尾巴的民族，从生理上的特质，使他们的尾巴显出手或脚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与文化。

以后他们有了进化学的知识，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连类人猿都没有了的，在知识与运动上也没有用尾巴的必要，他们必会厌恶自己的尾巴，因而试要改变从尾巴产出来的文化。

用缺乏碘质的盐，使人现出粗颈的形态，是地理上及病理上的原因。由此颈腺肿的毛病，说话的声音，衣服的样式，甚至思想，都会受影响的。可是我们不能说这特别的事物是一种“粹”，认真说来，却是一种“病”。

假如有个民族，个个身上都长了无毒无害的瘿瘤，忽然有个装饰瘿瘤的风气，渐次成为习俗，育为特殊文化，我们也不能用“国粹”的美名来加在这“爱瘿民族”的行为上。

《禅宗兴起：易中天中华史》

作者：[中] 易中天

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则成为三大世界宗教。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并将佛教中国化为禅宗，另一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高处。

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明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着，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

最后，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涡阳千年:老子文化的基因密码》

作者：[中] 王大杰/王耕耘

涡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自北魏太武帝赐名至今，已整整1569岁。

涡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5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涡阳还是一块风水宝地，龙的故乡。2590年前，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出生在今涡阳县天静宫街道郑店村。

唐太宗李世民拜老子为始祖；唐乾封元年，李治亲临老子庙祭拜，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天宝二年，李隆基钦封老子庙为中太清宫，尊为“祖庙”。宋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亲临中太清宫拜谒，下令大加敕建，占地三千亩，食业数千人，规模宏大，建筑辉煌，蔚为壮观。元世祖后，再次重建，并更名为天静宫。

涡阳自进入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穿越千古云烟，品尽风雨沧桑，历经时间积淀，形成了独特的老子文化基因元素，融进人们生活的潜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质。

2010年3月，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做客涡阳时，表达了与涡阳人民共同分享老子文化大餐的强烈愿望：“我们这儿，有老子故里，还有天静宫，涡阳人民对老子文化有很大的热情，研习、弘扬老子文化精神遗产、老子的智慧以及他独树一帜的对事物的看法，永远会给我们以参考、启发和享受。”

鲁迅先生说：“不读《老子》一书，就不知道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一个民族要强盛，除了形成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外，还应当构建能够维系民族团结并鼓舞全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大厦，没有这样的精神大厦，即使有再好的物质条件，也难以形成独立、自主、自信和充满亲和力及向心力的强大力量。

《孔子》

作者：[中] 杨雪舞

在鲁国都城曲阜的东南，孔丘显赫远祖的墓地中有三间年代久远、土木结构的房子。这房子的前面，绿草铺地、野花点缀，平淡旷达里露出慈惠之心；这房子的后面，苍松翠柏、青竹古藤，肃穆悠远中透着浩然之气。

人生过于短暂，尤其是对于女人。美丽的颜征在还来不及打完一个惬意的哈欠，就已经成了老妇人。三岁随她搬到这里来的孔丘，已经17岁，在颜征在尽心地培育下，已经成了有道德、有学问的孔夫子。转眼间孔夫子长大成人，该娶亲了!

母爱如天。十七年来，颜征在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践行自己在丈夫面前许下的诺言：将孔丘培养成人、光大门庭，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如今，孔丘已经成人。本着成家立业的先祖规矩，颜征在要给儿子成家了。作为原本殷商后裔的孔氏家族尽管在异国他乡已下降为一介贫民，在婚姻上的讲究还是得遵循先祖的规矩。孔子娶亲，必需是族内的姑娘。这对于已下降为一介贫民的孔家媳妇颜征在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好在孔夫子特有福气，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鲁国大夫厘子的帮助。颜征在是一个非常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她牢牢地抓住厘子不放，经过一番艰辛地努力，总算办妥了“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五礼。现如今，就只差最后的“亲迎”这一礼了。由大夫厘子介绍给孔子的姑娘，是宋国负责掌握祭祀、祭祖亓官的女儿，人称其为亓官氏。

那日，亓官氏的父亲亓官来鲁国办事，碰巧遇上了鲁国大夫厘子，不知怎么双方竟谈到了各自的儿女。厘子对孔子的印象一直非常之好，这时听亓官提到自己的女儿，便立即与他说到孔子，言语之中既有遗憾更有敬佩。亓官听后，对孔子有了喜爱之心。厘子与亓官进一步深谈，都有了将两个青年男女掇合的意思。所谓干里姻缘一线牵，素不相识的孔子和亓官氏，转眼就要成亲。这时的孔子，虽说还不曾与亓官氏谋面，却已从母亲点滴的透露中有了一个朦胧的印象，坚信这亓官氏定会是一位美丽、温柔、又通情达理的姑娘。

早在昨日，母亲与孔子已经商量好，就在今日黄昏孔子必需前往宋国，去迎请自己的新娘。母子俩之所以要等到黄昏出发前去迎亲，这是“礼”的规定。所谓“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啇为昏。” 这里说的“三啇”指的是“三刻”。当时以漏刻计时，称之为啇。漏下三啇为昏。为此，出门迎亲，需在黄昏。美丽的亓官氏虽在几百里外，颜征在母子从不欺人，因此商量决定孔子在黄昏时出发、上路，前往宋国迎亲。

《先秦诸子》

作者：[中] 易中天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主要是孟子的范畴。但孔子也说“义”，说得还不少，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一般不把“仁”和“义”并列，搁在一起说是智。孟子则不说仁智，而说仁义，比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这是孟子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大调整。从此以后，中国人就都不讲仁与智，改说仁与义了，比如不能“不仁不义”，比如“你不仁，休怪我不义”等等。这正是孟子的深远影响。

孟子为什么要仁义并举？因为单说仁，有问题。比如孔子说，只有那些“仁人”，才能够真正做到爱憎分明，喜欢该喜欢的，憎恶该憎恶的，叫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当然有道理。问题在于，仁是爱呀！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怎么去憎恶别人呢？说起来总归别扭。还有，仁，是“不忍之心”。对别人不忍，对自己当然也不忍。但是，有些事情又不能不狠下心来去做，这就需要在道德上有个说法。何况到了孟子的时代，那些“有国者”早就没什么爱心了。整个天下，是生灵涂炭，残暴不仁，孟子也就不能不“以义补仁”。这倒也符合老子的推理，“失仁而后义”嘛！

那么，什么是“义”？随便举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有个老汉，只有一个儿子，该不该仁，该不该爱？恐怕大家都会说：该！可是如果这儿子当了汉奸，带着鬼子兵来烧杀掠抢，残害乡亲，又该怎么办？恐怕大家又都会说：大义灭亲嘛！这就全明白了：义与仁，刚好是相反的。仁，是“亲亲”；义，则可以“灭亲”。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那家伙罪有应得。所以，义有两层意思，一是“该”，二是“灭”。合起来，就是“该灭”。

其实，这正是“义”的本义。义，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威仪的仪，二是适宜的宜。威仪的仪，本字就是义，单人旁是后加的。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这个形象，可谓“威风八面”。所以许慎说，“义”就是“己之威仪”。同时，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应该去战斗”。适宜的宜，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因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都认为“宜”有“该杀”之意。只不过后来杀气没有了，就变成了“适宜”。

这就与“仁”大相径庭，即仁主生，义主杀；仁讲爱，义讲憎。其实我们去看那些与“义”有关的词，比如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舍生取义，其中的“义”，都不能被替换为“仁”。所以，孟子讲义，就解决了“仁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些该死的怎么办？孟子的观点很明确：该杀就杀，不该杀就绝不能杀。“杀一无罪非仁也”，滥杀无辜是“不仁”。但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孟子的这个范畴有道理，也有问题。首先，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就说不清楚。我们知道，义，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有情义，有侠义。这么多“义”搁在一块，有时候会闹矛盾。《孟子·离娄下》说，有一次，郑国和卫国发生战争，两国各有一个顶尖级的射手出场。然而，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卫国的射手却发现郑国的射手一动不动。卫国的射手就问：先生为什么不拿起弓来？郑国的射手说：我今天病了，拿不动。这下卫国的射手为难了，因为他是郑国射手的学生的学生，用“太老师”教的武艺，去杀不能战斗的“太老师”，显然不义；放弃战斗，背叛国家，同样不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卫国射手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把箭头敲掉，胡乱射了几箭走人。

孟子讲这个故事，或许是想说明，所谓“义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我看没那么乐观。卫国那个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为“春秋无义战”。战争本身既然无义可言，不战而退也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卫国正义呢？那射手岂不得自己一头撞死？甚至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义、不算叛国了？大约也只能先杀了“师爷爷”，自己再自杀。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杀了老师的老师，这是“欺师灭祖”；杀了本国的战士，这是“叛国资敌”；杀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这是“乘人之危”；犯了错误又自杀，这是“逃避责任”。请大家想想，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岂非左右不是人？

《图解黄帝内经》

作者：图解经典编辑部

《黄帝内经》与《道德经》《易经》合称中国的“三玄”。千百年来，它们始终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天书”，受到无数人的仰视。比如《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初早的典籍、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首，另外三本是《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自诞生至今，就没有一个人动摇过它的理论框架。历史上无数名医临死时发现：自己一生心血，只是对此书中的某些内容多了一些心得，而并没有为这座大厦添一砖一瓦。但到了现代，由于西医的发展，中医研究者越来越少。甚至有很多人批判中医，认为它是“伪科学”，原因很简单——看不懂，也无法用实验证明，诊断方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八个中医大夫会有九种结论，所以否定。

中医确实有不可证的特点，因为它与现代科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源于提问的方法，方法不同，答案就不同。西医用解剖、测量的方法，将生命变成数字，比如血压，低压60到90、高压90到140为正常。西医认为，解剖刀下看不到的就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可理解的。比如经络，国家两个五年计划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只得到一个结论：经络是存在的。这让科学家很头痛：“怪事，这么先进的仪器为什么就看不到经络呢？”

不仅是经络，整个中医学都是不能用西医方法来研究的，因为中医用的是“玄而又玄”的方法。对此，我们做出如下探讨：人类发现的“定理”“规律”越多，便越限制自己的认知能力。知识越多，头脑中的“框框”就越多。因此有人说，博士的眼里只有偏见。而中国古人的学习方式与此相反，他们不是在垒墙，而是在砸墙，也就是老子说的“为道日损”。

他们每得到一个知识，就相当于拆了墙上一块砖。在这里，书不是越读越厚，而是越读越薄。所以，大智者是佛陀或老子那样的人，学到后，高墙被拆平了，因而超凡入圣。这种“入圣”在常人眼里是无法理解的。不过，东方的佛学、易学、中医都是这种类型的文化，它们是先贤在“减欲”“入定”“无为”中发现的与眼前世界并行不悖的另一个世界。比如人体的经络、穴位、解剖学上不存在的器官——三焦等。这些东西与“暗物质”相似。现代物理学认为，宇宙中90%的东西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暗物质，它们看似不存在，但却始终在发挥作用，这很玄，因此被称为“玄学”。

中医的“玄”的另一个体现方面是：它从产生之始就有完美的体系。历史表明，后人只是在研究它而没有发展它。《黄帝内经》的理论庞大而深邃，藏象学、经络学、运气学、阴阳五行学，环环相扣，纵横穿插，错综复杂。两千年来，人们的研究只是在给这本古籍添加注脚，将原本浑然一体的经典肢解出众多门派。其实，这种肢解几乎是所有东方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而现代科学的发展道路正好与此相反——先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完善之、再完善之。这导致了相反的现象：研究传统文化注重首创典籍，研究现代科学注重新发现。或者说，西医要向前看，中医要向后看。